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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忏悔论与政治修辞学——东久迩稔彦内阁

对于日本现代史而言,1945年8月15日,绝对是个特殊的时刻,在那个季节里,有岛国酷热难挡的煎熬,有如雨降临的蝉鸣,还有随着战败后的幻灭感,以及谁来承担战争责任的问题。毋庸置言,这些複杂因素必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压力,却不时又巧妙改变形式扑向日本国民的面前,使得受制或习惯于集体意识驱动的日本国民,一时找不到恰当的语言表述。然而,在釐清战争责任之际,能够明确运用政治修辞学,进而指出罪愆的起源仍然至为重要,儘管这个讲究马基雅维利主义(权术)的领域里,向来不轻易对外开放,也非短期内可成功练成。

全民忏悔论与政治修辞学——东久迩稔彦内阁

全民忏悔论的发明

所有事情的爆发皆有前兆。在此,我们列举当时两则新闻作为线索,以此认识日本军部和新闻媒体如何预先铺塾这起阳谋的话语权。

其一、1945年8月27日《朝日新闻》的社论指出:「正如(绪方竹虎)情报局总裁的苦心,(吾等)面对此关键时刻,能否扭转局势否极泰来,端看吾等一亿民众是否彻底『忏悔』,能否「思想」通透,信仰(国家体制)之深浅而定。……,再者,吾等一亿同胞,无需追究孰对孰错之责,而是全民不分彼此进入『忏悔』的生活。」这是绪方竹虎遭到驻日盟军司令部(GHQ)的关切(警告),呼吁日本国民应有心理準备所做出的全民忏悔论。

其二、1945年8月28日《读卖报知》以一问一答的方式採访陆军中将石原莞尔,标题为〈吾全体国民,更应猛省!〉。在此访谈中,石原莞尔这样回答:「最令人惊讶的事实是,大东亚战争失败的最大原因,在于国民道德的低落。有人批评此乃军阀官僚之恶,然很大部分要归因于国民缺乏道德知性和道德勇气,导致战局陷入窘迫。吾等国民应以此败战为契机,并深切反省忏悔,贯彻于国体之信仰……」。

全民忏悔论与政治修辞学——东久迩稔彦内阁

稍有判断能力的人都知道,上述报导旨在主导舆论方向,为战争责任转嫁定调,由此可见,新闻媒体的影响力在任何时候是不容小看。两天后,1945年8月30日,东久迩稔彦首相举行题为〈重建日本的方针〉记者会,《每日新闻》记者向他提问「战争的败因为何?」,其着名的「一亿人总忏悔(全民忏悔)」一词,正是此时于焉诞生。他这样答覆记者:「吾认为,国民道德的低落,乃败战原因之一。换言之,军(部)官(方)于半公开状况,民众处于暗处行动。当然,他们所以至此,仍因于不了解政府的政策,以及国民道义的衰落。此时,吾等军(部)官(方)和全体国民,必须彻底忏悔反省。吾相信,一亿人总忏悔是我国重建的第一步,亦是国内团结的第一步……」。从政治修辞学来看,皇室出身的东久迩稔彦首相「全民忏悔」的说法,显然取得了强势的话语权。它由原先的试探性质,经此话术理据,就此一槌定音,正式转换成日本全体国民应当面对的课题。

愤懑的声浪

不过,东久迩稔彦首相的发言,很快引起了民众和作家知识人们,以直接间接的方式,表达他们心中的不满情绪。因此,各报纸纷纷出现读者投书,有的投书措辞激昂写道:「我实在弄不懂,什幺全体反省啦,全民忏悔的说法,到底剑指何人呢?……直到终战的圣断(昭和天皇)以来,在各方面我们仍然撑持下来。在国内配给上的不公正和对各事业的怠忽职守,以及相关事务的因循苟且,最终导致战力低落岂不是那些官僚弊端造成的吗?而我们的高官显贵,现在居然有此脸面,要我们民众『深切反省』和『忏悔』?我含泪试问,难道你要(神风)特攻队、战殁者和工殇者家属及其那些罪孽深重的官员,一起忏悔一起反省吗?」

另外,有农民投书说:「我们农民对于这次战争的目的毫无所知,只相信可能打胜仗但是却打败了。既然我们毫不知情就没必要忏悔,反而是那些欺骗和背离国民的人最应该深切忏悔。」

在工会方面,亦有批评的声浪:「我们到底要被欺侮到底什幺程度方可罢休!!东京政府的大官们只会说大话,居然把责任推给民众,说那些支持战争的代议士是我们选出来的,而要我们「全民忏悔」。战争责任由劳工阶层来背负,简直是岂有此理!」

还有另一种批评之声:「我们完全被骗得团团转却不自知。在战后的日本社会,不仅经常出现『被骗』一词,当时的小册子和杂誌都频繁使用了这个字眼。总而言之,我每次想到被(军阀)矇骗,就气得浑身发抖。」

更有批评者说:「最令人憎恨的是,那些『甲级战犯们』。我们全体国民都被他们的谎言欺瞒了,我们不知事情的真相,以『一亿人齐心协力』来支持这场战争,可最终换来的却是一场骗局。」也就是说,凡事以和为贵的日本国民不再隐忍而以战争受害者的立场向政府提出控诉,这可谓是二战后日本新闻媒介的特殊现象。

全民忏悔论与政治修辞学——东久迩稔彦内阁

与上述民众反弹声浪相比,来自思想知识论坛的批判,更具根源性并直捣事件的核心。日本思想史研究者大熊信行在「戦争体験としての国家」一文中指出:「如果我们从内心深处来批判这场战争的话,那幺我们就必须正视所有战争时期的事实(像批评军部、官僚的特权、派系主义、失序行为和观念主义等)一样,务必使之贯彻。进言之,所谓的批判精神,不仅要直面批判的对象,同时也要以视点来面对自己,否则批判的精神将失去作用和意义……。(《思索》1947年3月号)」。

此外,小说家吉田满认同大熊信行的观点,他在〈一个士兵的责任〉一文中提及:「我们在论述战争责任的时候,应该具体考察当事人从战争中获得利益的程度,以及其被赋予权限的大小。不过在此之前,我们是否应该更深层地考量开战的主导者和导致各种残虐行为的成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国民才算获得正义和平之名的审判权……」。

众所周知,吉田满以小说《戦舰大和ノ最期》声名鹊起,并曾经支持战争和鼓吹军国主义,但在这时点上,他仍然对于日本军部发动战争表示质疑。或许我们同情理解地看,这是一种日本式的政治思惟的二律背反。

转向与变奏

从这个事例来看,妇女运动者市川房枝(1893-1981),与吉田满的历史境遇颇有相似之处。市川房枝的来历相当丰富,担任过《名古屋新闻》(现今《中日新闻》)记者,于1919年(大正8年)与女权运动家平冢雷鸟创立「新妇人协会」,这是日本第一个设立的妇女团体,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其后,吉川推动修改《治安警察法第五条》女性有结社自由,并于1924年(大正13年)创立「妇人参政権获得期成同盟会」,在男子获得普选权的1925年,将该会改名为「妇选获得同盟」,继续推动妇女的参政权卓有成果。

不过,进入1936年代,日本进入準战时体制,许多作家承受不住逮捕和关押的精神压力,因而发表转向声明,以换取自身安全,而像市川房枝这样的妇运先驱,随着近卫文麿内阁1940年推进「新体制运动」,该年7月内阁决议,决定实施「基本国策要纲」,9月内务省训令:整顿并强化「邻组」、「町内会」、「部落会」,10月成立「大政翼赞会」等重大政策,她也开始改弦易辙了,配合政府的政令,将「妇选获得同盟」废除,併纳成「妇人时局研究会」,于1942年(昭和17年)将该「妇人団体」纳入「大日本妇人会」。

至此,市川房枝正式被编入「翼賛体制」,成为大政翼賛会的核心人物,其后就任「大日本言论报国会理事」,等同于站在支持战争的政治立场。任何人来看,市川房枝在战前和战后的立场,显然是有所矛盾,但人性的弔诡之处在于,这样的事例,却是所在多有。

全民忏悔论与政治修辞学——东久迩稔彦内阁

严格地讲,探讨「全民忏悔」的病灶起源,必然要涉及天皇制的(存废)问题,而一旦进入这个领域,绝非概要断句就能说明白,因为宪法和政治学者必须爬梳複杂的历史脉络,以解明日本人因传统政治体制所形塑的价值观,而这些见解同样发挥一种作用,它影响着读者对于历史真实的判準和接受。如果我们把批判的视点,由文学作品来承担的话,也许可减少剑拔弩张的态势,得以从另个路径接近日本现代史的禁区,进一步看清楚其面貌,说不定这亦符合美籍德裔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的《迫害与写作艺术》的旨趣和深意,毕竟这是个困难的法理问题。

堕落与退步

就文本的正当性而言,颓废派健将坂口安吾的随笔文章〈论堕落〉,彷彿可做为合宜的起点。在二战后,他虽然为病痛所苦,仍然投身文学创作,以不屈服的精神姿态,批判时局弊端和天皇制相关问题。在〈论堕落〉一文中,他先引述评论家小林秀雄的观点:「(日本的)政治人物是不懂得独创,只会管理和统治(众人)的人种」。接着,坂口安吾却提出相反的看法:「不过,事实未必如他所言。儘管大多数的政治人物通常如此,但有少数的天才,在管理和统治方法上颇具创意,这些见解成为平庸政客的楷模。

这种独创如巨大生物的意志,它贯穿于各个时期、各个政治领域中,并以历史形式显现出来。从政治意义来看,历史不是连接组合的产物,而是囊括所有个体而诞生的另一个巨大生物。在历史的演进形态中,政治同样进行着巨大的独创活动。进行这场战争的是谁?是东条英机?是军部?是他们所为,但亦是历史这个贯穿日本的巨大生物无奈的意志。

在历史面前,日本人只不过是顺从于命运的孩子。就算政治人物没有卓越的独创性,政治在历史形态中也会有独创性和慾望的。它们如大海的波涛无法停止下来。是谁想出了武士道?

这大概也是历史的创见,或说嗅觉吧。历史总是闻得出人性来。武士道是对人和本能的禁令,因此是背离常理,违反人性之物。可是它也是参透人性和本能之后得以形成的,就此而言,它完全是符合常理的事物。

他继而说道:「我认为天皇制也是极为日本式的(甚至是独创性的)的政治作品。天皇制不是天皇创造出来的。天皇也曾经施展阴谋,但最后都一事无成,那些阴谋无一得逞,因此天皇不是被流放孤岛,就是逃入深山。不过,这些历史事实都是因各个时期的政治需要才得到承认。当他被社会普遍遗忘之际,也会被推向政治的前台。」他更直指要点:「天皇存在的政治原因,取决于政治人物的嗅觉。他们非常了解日本人的癖性,并从这种癖性中发现了天皇制。这情形并非「天皇制」莫属,它同样可以替换成孔子的儒家、释迦牟尼的佛教、列宁的共产主义,只是没能换成罢了。」

读到这些文字,任何人都能看出坂口安吾的用意:「受万民尊崇的天皇必须从神坛上走下来」。他希望那些在政治和政策上被美化的圣人(天皇),可以脱下虚伪的面具,回到人应有的自然状态,尽情表现出自己的爱憎。坂口进而把这种权威的解放称为必要的「堕落」,而且鼓吹每个人都应该尽其「堕落」,回到有七情六慾的人性中。在坂口安吾看来,这才是堕落的奥义,它可以抵抗强权,又恢复自然的本性。有趣的是,他的论点也激荡着三岛由纪夫的认同,三岛将其无赖(颓废)精神视为伟大的退步主义者。

驱逐战争恶灵

準确地说,当东久迩稔彦首相祭出「全民忏悔」的论调,引来社会各界的反弹声浪,作家坂口安吾把「论全民忏悔」和「从皇族到庶民都应当堕落以乐」连结起来,其反讽和批判观点极富独创性。在他看来,只有藉助深刻的反省,摘下伪善的面具,直面战争发动者的本质,敢于克服这个因传统精神禁锢的困境,全民方能迈向有尊严的道路,为自己的生活寻得安乐以终的字串。

话说回来,二战后的日本试图从废墟中站起来,与此同时,必须一面清理残破的家园,一面驱逐战争的恶灵,从任何角度而言,都是重中之重的艰难。但儘管如此,这些任重道远的身影,对于现今的我们仍然具有现代史的非凡意义,而这应当可作为我们追寻现代史意义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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